如果我们没有护身的盾牌，这就是个丛林社会，我们将朝不保夕，谁得罪了领导或者领导认为谁得罪了他，谁就会被制裁，谁得罪了膀子比他粗的人或者膀子比他粗的人认为谁得罪了他，谁就会被修理，谁得罪了一群人或者这群人认为谁得罪了他们，谁就会被唾面，我们只能如此地苟活于世——在狼的面前我们是羊，在羊的面前我们是狼，我们的尊严来自于锐利的牙齿、健壮的肌肉和逃跑的速度，我们和野生动物没有区别。但，我们毕竟不是野生动物而是人类，而且我们生活在文明社会，因此，至少在理论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块护身的盾牌，以作文明社会和动物社会的区别，这块盾牌就是法律。 [阅读全文]

这些天，汶川地震震痛了四川、震痛了大陆也震痛了整个华人世界。抗震救灾成了华人世界里的大事，由此所引发的血浓于水的感动也汹涌澎湃、络绎不绝。然而，就在“哀悼日”里，华人世界还有一件大事，那就是他的就职。 笔者在网上看了那段时长27分钟的就职演说视频，也读了就职演说的书面文稿，笔者被感动了。这次感动不仅因为海峡两岸将和解休兵，因为那里的民主已经跨越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，还因为在那湾浅浅的海峡东边，这块祖国的宝岛不仅给了中国人一个真实的案例，也给了中国人一个切实的愿景。在2008，“天佑中华”这个词在各类文章里的出现频率陡然升高，在看了他的就职演说后，笔者竟也无法回避这个词，因为这个聚居2300万中国人的岛屿至今仍安全地漂浮在西太平洋里，就是天佑中华的证据之一。 [阅读全文]

笔者看了那段视频，也看了网友整理的“辽宁女”的骂词。笔者预计警方即使想顺从民意，把她送上刑事法庭对她定罪量刑，恐怕技术上的难度很大。笔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在《刑法》的相关规定里有一个小小的漏洞，而这个漏洞正好被“辽宁女”钻了进去。 [阅读全文]

思考和求证其实从中国进入汶川时间就开始了，有许多意见被忽略或被认为不合时宜，在汶川时间里除了地震别无新闻，除了救灾无暇他顾。 当感动平息、泪水擦干、当轰轰烈烈回归平平淡淡、当激情豪迈回归柴米油盐、当遇难者得以安息、受灾者在各方的帮助下重建家园时，这场大地震将同中华民族以往的灾难一样成为历史，中国还会回归北京时间。 [阅读全文]

中国人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集体，柏杨说的没错，他们丑陋，甚至愚昧，但是他们也有可爱的时候，可爱的让人有流泪的感觉。他们灾难深重，灾难深重的让人心痛，这个奇怪的族群，与天使和魔鬼纠缠不清，几乎看不清他们的真面目。笔者怀疑，他们其实是一群面冷心热的家伙，冷酷自私只是他们用以保护自己的面具，古道热肠和善良勇敢才是这个族群的本来面目，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，但是这并不影响善良这颗种子在他们心田里的生根和发芽。数千年来的山崩地裂和水火刀兵没有消灭他们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存活于这颗蓝色的星球之上。今天，在各色各样的镜子里，中国人身上有着污垢甚至疥疮，但是在那面透心境里，这颗善良勇敢的中国心仍在生机勃勃地跳动，中国人的可爱就在于这颗中国心，有着这颗健康的心，污垢被洗掉，疥疮被治愈只是迟早的事，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。 [阅读全文]

朋友聚会时总是会拿时下的流行观点来调侃各自的职业。不少朋友曾这样讽刺我的职业——律师吗，就是帮委托人托关系、铺路子，庭上问题庭下解决嘛！ 当然朋友们相互点评的职业决不仅仅局限于律师，还有如下的行当： [阅读全文]

芸芸众生里，总有少数家伙有着政治抱负和当官的意愿，这不是坏事，让他们PK吧，留给我们这些大多数平凡人扮演的是决定他们胜负的主宰这一角色。候选人雄辩的口才、庞大的财力、智慧的竞选班底、高明的竞选策略都是为了拉到选民们手中的选票，轻摇选票看着候选人相互PK，琢磨着哪个上台符合自己的利益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，完全是一番台上他们螳螂捕蝉台下咱们黄雀在后的景象，这感觉真是棒极了。 [阅读全文]

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们的灵魂如皮球一般在传统和现代的夹墙之间弹过来弹过去，传统不了也现代不起来，坍塌的精神支柱撑不起信仰和主义，破掉的罐子虽然盛不了水却也不能破扔。我们在这样的碰撞和坍塌中慢慢的步入中年，回头再看，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。 [阅读全文]

春秋战国时期曾有“东夷西戎南蛮北狄”的说法，后来演变成把四周地区和那里的人都称为“夷”。那时的华夏经济发达、文化繁荣，把自己看作是天下的中心，居高临下地称四周地区的人为“夷”、称海外的人为“洋夷”。 千年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振奋人心的虎门销烟开头，以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结尾，割地赔款时，华夏的精英们不得不改称“洋夷”为“洋人”。从洋夷到洋人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但华夏从此不能高人一等了。洋夷中的 “洋”与洋人中的“洋”虽为同一个字，但二者的含义却有了些许微妙的变化，后者的 “洋”不单是指海洋，更含有先进文明的意思在内，与洋船和洋枪里的“洋”差不多。由于洋人在侵略中国期间烧杀抢掠、横行霸道，他们在中国人的眼里和口里就理所当然地成了“洋鬼子”。二战以后日本鬼子和德国鬼子被打败，新中国的成立更是标志着洋鬼子们被统统赶出了中国大陆，中国人站了起来，半殖民的帽子也被甩掉了。由于此后一段时期内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都是同志加兄弟，所以他们被尊称为“外宾”，改革开发后，各路外国人纷纷涌入中国，有来访问的、有来旅游的、有来投资的、有来贸易的、还有来打工的，就像称老同事、老邻居为老张、老李一样，中国人开始大大咧咧地称外国人为“老外”。 [阅读全文]

现行《刑事诉讼法》是1979年施行、1996年修订的，虽然多年来理论界、实务界对这部法律的赞美声不绝于耳，但是下述事实还是凸现了这部法律的尴尬：1、认为刑事判决不公而到首都上访伸冤的人数不断增多，且增多的趋势不减；2、刑事庭审中的翻供率、翻证率不断上升，且上升趋势不减；3、超过70%的案件没有辩护律师，且这一比率的上升趋势不减；4、媒体揭露刑事错案的力度和深度不断加大，且加大的趋势不减；5、大多数案件靠宣读证人证言来定罪，刑事庭审中证人出庭率已经接近于零。这些事实都是一眼可见的现象，这些现象使公检法三机关的公信力受到普遍的怀疑，大大削弱了那些赞美声，随着各阶层对上述现象容忍极限的临近，这部法律已经非改不可了。 可是，动笔修改这部法律时，专家学者们发现很难改下去。因为，中国当下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基本人权密切相关，《刑事诉讼法》的修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部门法的改动，恐怕连《宪法》条文都要动，而要动《宪法》条文，国民的基本观念必须先行变化。所以，新《刑事诉讼法》千呼万唤出不来，就很正常了，正常于我们的国情十分特殊，特殊的我们好像来自于火星。 [阅读全文]